被忽視了的丑惡教育

剛剛過去的8月，除了難熬的暑熱，讓人難受的恐怕就是大學生被騙身亡的事件了。繼8月19日山東準大學生徐玉玉被“騙死”之后，陸續又有數名大學生遭遇電信詐騙。8月23日，山東另一名大學生宋振寧被騙后身亡，其父母傷心欲絕，住進了醫院。今天媒體又曝出廣州揭陽一名女大學生因被電信詐騙了近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后跳海，直到8月30日晚她的父母才知道孩子已經去世。

作為律師，面對一個個相似的涉法事件，真的沒有心情從法律的角度去闡釋電信詐騙的罪與刑。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我更愿意從家庭教育的角度去談談如何讓我們的孩子正確面對生活中的丑惡。

“丑惡”是社會的發展中客觀存在的現象，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自然就會有丑惡。騙子也并非電信技術的副產品，壞人自古就有，只是如今特別多罷了。新近發生的這幾起事件充分證明，良善能夠給予我們生活的希望，而丑惡則能夠要了我們的命。

我之所以提出丑惡教育，正是相對于良善教育而言。

毋庸諱言，我們的學校教育一直是極其理想化的。從小學到大學，學校教育無一不是圍繞著真善美這一主題來教書育人。這種做法自然沒有錯。錯就錯在我們忘記了告訴孩子們這個世界上還有假惡丑；忘記了告訴孩子們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就像硬幣的兩個面，共同構成了這個復雜的社會。對丑惡教育的忽視，導致不少孩子走出校園，即便是已經成年，一個個卻如同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女一般，對一切都不設防，對一切都信以為真，社會上的一些丑惡并不在他（她）們的認知范圍，一旦碰上了，自然不知道如何去面對。悲劇就此發生。

此時此刻，坐在電腦前，我依然能夠想象出徐玉玉等意識到遭遇詐騙后那種強烈的悔恨與自責，那種深深的無助與內疚，那種天塌地陷般的絕望。風華正茂的青年學子，社會經歷和人生閱歷都極其有限，獨自承受著這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壓力，而這壓力實際上又大大超出了他（她）們的承受和排解能力，必然導致心理和身體走向崩潰。

當然，現在來檢討學校教育的得失意義并不大。在我看來，讓我們的孩子早一些了解并明辨社會上的丑惡現象更具現實意義。開展這樣的教育，目前來看，以“高大全”為主流的學校是指望不上的，只能由家庭來完成。

父母不僅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同時也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孩子所能夠接觸到的社會，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父母的社交活動是完全重疊的。父母的社交態度和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影響著孩子的一生。父母在社會交往中的難免接觸到假惡丑的現象，比如上街碰到職業乞丐，比如接到騙子打來的電話，，比如遭遇朋友背叛、遭遇同事落井下石等。對于這些，父母不應藏著掖著，而應該以適當的方式把身邊的這些丑惡告訴孩子，讓孩子從小就多長個心眼，明白“大灰狼”就在不遠處，提高自我防范的意識。

對孩子的“丑惡”教育越早越好。在孩子初步懂事時，就要想方設法打破學校教育所可能產生的人性真空，讓孩子不迷信權威，不迷信書本，不迷信說教。我不知道別人是怎么做的，隨著大女兒年齡的增長，我在散步時會有意識地告訴她一些我所接觸和了解的刑事或民商事案件，在與孩子的討論中幫她解讀藏在案件背后的人性之惡，讓孩子在一次次驚愕中對社會中的丑惡有更深刻的認識。

當然，世間的壞人防不勝防。像徐玉玉等這種情況，一旦中了招，如何去承擔和排解壓力，更是“丑惡”教育不能忽視的內容。我能夠理解徐玉玉這樣的農村孩子近萬學費被騙光所帶來的巨大精神和心理壓力，但無論如何，家庭心理疏導的及時跟進此時尤為重要。這些都是后話了。

在我看來，丑惡教育實質上是最好的良善教育。為人父母者，給孩子上好丑惡教育這一課，責無旁貸。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

邢曉榮：

1978年生人，法律碩士。曾在某省級檢察機關長期從事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做過黨委秘書、法律專業期刊編輯等。

執業方向：民商事訴訟、刑事辯護，

法律咨詢、合同起草、合同審查、商業談判、企（事）業單位法律顧問等非訴業務。

執業宣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聯系電話：18995063703、18729370000

辦公郵箱：18729370000@163.com

?

?